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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艺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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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年军旅生活经历,职至连级。转业后回原籍当过公社(乡)一般干部,党委、行政文书,后调县级机关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职至副部长,后上调到某成人高校从事政治理论教学,退休前职称为教授。著有论著1本,参与编写大专教材2本,本科教材1本,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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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跃进导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这一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整理)  

2016-09-23 17:18: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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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一直有一些人在网上炒作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有说饿死了2000多万人的,有说饿死了3800万人的,最多的竟然说饿死了7000万,如此任人胡编乱捏,很不严肃。如果你去追查数字来源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确切出处。现已经弄清了,国家统计局从未统计过这个数字。准确的数字是要逐村、逐公社、逐县、逐省层层统计上报,最后到国家统计局汇总的。而逐级统计只能依赖行政系统,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系统才能办到。官方没有统计,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将几百万个村的饿死人数字统计上来?目前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说法,都是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建国以来人口统计资料上人口异常减少而得出的结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1960年年末人口比1959年少了1000万,第二年又比1960年少了348万。也就是说仅仅年末人口就直接减少1348万。一般来讲出生人口总是多于死亡人口,因此怀疑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不少于1348万。但是,国家统计局通常提供两列数字,一列是历年年末人口,一列是历年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计算方法,用年中人口乘以自然增长率,得出的数字与年末人口相减得出的数字明显不同。比如按自然增长率计算,1960年年末人口比1959年减少的数字不是1000万而是305万,1961年不是减少348万而是增加250万。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把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历年的人口净增长数量用年末人口相减和自然增长率计算两种方法做一个图,会发现两条曲线基本不相关。1956年到1959年按年末人口相减得出的增长人口总是大于按自然增长率计算的人数,而且偏差能达到数百万。到1959年积累到1000多万。而1960年开始直至1978年则相反,也动辄一年偏差数百万。两条曲线到七十年代末回归到接近水平,而且自此不再出现偏差。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国家统计局发愁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其实是由当时的统计方法自身缺陷,统计手段不完善造成的。 年末人口数的来源是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人数逐级上报汇总数字。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则是实际统计死亡、出生数逐级上报的汇总数字。两个数字来源不同,对不上是正常的。 这个问题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解决了。普查当年的数字是同一来源,因此肯定照应得上。此后各年做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得出出生、死亡率,用这个数计算出年末人口。来源一致,每年的净增人口也会相等。每10年的普查做些调整。

         但是,此前的统计就算不可能完全相等,总是同一个事件的统计,数字偏差不该这么大,尤其是不该一个时期向正方向大幅偏差,另一个时期向负方向大幅偏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实际中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这个偏差。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长期没解决,他们自己也很疑惑。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账面统计数字上,而必须进一步追查在三四年时间里,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统计数字偏差的真正原因。根据这一统计数字偏差就认定饿死是唯一原因,不论从逻辑上或者从经验上都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因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可能是多方面的,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数学家孙经先经过三年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查阅了一些省市县的史志和当时的统计资料,走访了那时的户籍管理人员和基层干部,大体弄请了其中的原因,并给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负责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李成瑞原局长听过孙教授对这个研究的汇报,也认为符合情况。孙经先发现由于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初建还不完善,又因当时的粮食、布匹、食用油都凭票供应,这些票证都是按户口本上的人数发放的,一个人去城市工作,取得城市户口后不及时注销农村户口,就可以两头领票证。这些因素都影响到统计数字的真实和准确。因而出现了账面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增减不相符的情况。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第二,“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注销户籍”;第三,“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在这两次户籍整顿中被注销。第四,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未注销人口被注销)。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账面统计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账面统计数据的减少,解释为全部是饿死的。”

        孙经先教授经过仔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饿死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远比现在差,工业化是1953年以苏联援建156个工业项目为起点才开始的,没有化肥,没有拖拉机,耕地靠牛,不能深耕,粮食种子都是些老品种,农业技术人员不多,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未兴起,山坡地所占比例大,水利设施很少,绝大部分土地无法灌溉,当时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北方在正常年份一亩地产小麦就是200市斤左右,如遇旱灾几乎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现在一亩小麦的产量早己达到1000斤了,还可以在麦收后再种一料晚秋,做到两熟。在1959年时就做不到。现在的产量算下来相当于那时的8倍,所以即便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吞食土地,农民外出打工把地撂荒也不愁没有粮吃。那时发生饥荒主要原因无疑是人口迅速增加而农业技术水平太低所造成的,地里产不出那么多粮,还要吃饱怎么可能呢?在技术条件中化肥、水利、优良品种这三者又是关键,据科学计算在水和优良品种有保障的情况下,每0.6吨化肥可以增产1吨左右粮食。中国粮食产量在八十年代前后实现温饱,与这一时期化肥产量激增关系很大。化肥从七十年代初的1公斤/亩到1980年的7公斤/亩再到1985年的10公斤/亩。这时,按可耕地面积和产量算,人均每天就有1公斤粮食(其中包括食品加工、医药、造纸等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才真正解决了吃饭问题。据说现在因人口大增,耕地面积却并未增加,中国为了保证人均每天1公斤粮食的水平,有相当一部分粮食要靠从国际市场进口。当然那时饿死人也有“大跃进”造成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从1961年1月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解决经济建设规模过大和比例失调的问题。全国共精简城镇人口4487万(其中精简干部、职工1887万人,精简城镇无业人口2600万)。精简下来后,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大大缓解了超负荷的商品粮供应压力。同时中国的化肥工业逐步壮大,产量逐年增加,农民开始使用化肥,拖拉机也逐步多了起来,优良水稻、小麦品种先后问世,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大寨兴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使农业技术条件大大改善。此后就再没有出现饥荒了。要说政策失误是导致饿死人的真正原因,那文革算不算政策失误?怎么没有发生饥荒?八十年代到现在也不能说改革中没有出现过失误,怎么没有发生饥荒? 不是说大跃进导致经济比例失调对饿死人没有影响,而是说那个因素是非主要的。农业技术条件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当然有人热衷于炒作这类数字而且与境外敌视中国的势力相呼应,最终把饿死人的原因归咎于政策失误进而引向社会主义制度,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别有用心的。什么用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再怎么炒作也要顾及事实,如果不顾事实先设定一个前提:饿死人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那是本末倒置,哪里还有客观性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导致国家征了过头粮,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当时工业很弱,中国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农民,不管政策怎样,所有土地都不会闲着,该种的时候都要种上,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并非谁一浮夸实际产量就会增长,不浮夸就会下降,浮夸对实际产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只会导致征过头粮。但经查阅当时的统计数据,从全国整体上说所谓征了过头粮之说并不存在。为了弄清真相,请看以下统计数据:
        1955年至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征购量、返销量统计表
       年份  粮食总产量(单位:亿斤) 征购总量(单位:亿斤)   征购占总产百分分     返销总量 (单位:亿斤) 返销占征购的百分比
  1955年                     3390      1076                    31.8%      494                            45.8%
 1956年      3678     1041    28.3%      405     38.9%
 1957年      3855      994    25.8%      490     49.3%
 1958年      3898.2     1038.3    26.6%      429     4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陈云文选(1949—1956)》《农村集体化重要汇编》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58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与前三年比较不但没有减产,而且比上年增产43.2亿斤,征购比上年增加44.8亿斤(基本等于多征购了所增产的这一部分),但却比1955年和1956年要少,减去返销部分后等于实际征购了609.3亿斤。减去返销后的实际征购数都比1955年和1956年要少一些。所以网上一些人说由于浮夸风导致征了过头粮一说并不属实。是比上年多征了44.3亿斤,但又反销回去429亿斤,实际征购比例低于1955年和1956年。既然那几年粮食并未减产,也没有征过头粮,为什么会饿死人呢?我是过来人,大体了解其中的症结所在。问题就出在大办食堂上面。1958年在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办食堂。开始的出发点是考虑每家做饭要占用一个劳动力,集体吃饭就可以节省出大量劳动力去从事农业生产。但实际效果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农民存在着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例如用麦麸、谷糠、剩菜剩饭、洗锅水等养几只鸡、几只鸭、一头猪。办食堂后粮食不再分到户,而是由生产队统一保管。社员户没有了麦麸、米糠等粮食下脚料,就无法养鸡、养鸭、养猪,而当时的人还没有办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的观念。于是从1959年开始,肉、油、奶、蛋的供应就出现全面紧张。人们吃的食物中油水太少,摄入热值太低,饭量就要比过去大得多,怎么都感觉吃不饱,全靠粮食和蔬菜、野菜去撑。一些生产队人多地少,人均所产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加上有的食堂管理不善,部分农民实际上吃不到国家规定的每人每天1市斤标准,于是一部分人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就得了浮肿病,慢慢死去。问题被发现后,中央及时做了政策调整,食堂办得不好的,群众不自愿的都可以解散。这样,食堂办了3年便基本上都解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农业收入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工业产值不足30%。“无工不富。”这句话是至理名言。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奠基,就是要把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立工厂需要大量资金,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去对外掠夺,只能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让农业给工业输血,等工业发达后才能反哺农业。不这样中国就只能永远是个农业国,永远贫困。那时农民的日子过得比较紧,是那两代人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所必需付出的代价。搞工业化要建工厂、买机器设备,就要投入大量资金,这钱不从农业上来从哪里去弄?难道天上会往下掉馅饼不成?既要让农民吃好、穿好,也就是要让他们放开手脚去消费,去享福,又要搞工业化,大量建工厂,这样两全其美的事世界上哪里有?学过经济学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就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是一本血泪斑斑的历史,相当残酷。不要看现在他们发达了,对工人也有了福利。在19世纪中叶前,工人每天要工作12至16小时,连8小时工作制都没有争取到,也没有退休金和劳动保护。去网上搜搜英国的“圈地运动”,看看资本主义在工业化阶段是怎样剥夺农民的。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搞的福利,还是在两种制度竞争中被迫学习社会主义,从前苏联那里学过去的。中国的农民虽然日子过得紧一些,但还不至于那么惨,基本上能过得去。正如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在一个穷国搞建设和一个穷家改变贫困面貌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比如你是一个贫困户,你想翻身,开始就得节衣缩食攒钱,假如你经过七八年节俭攒下5万元,你再去贷款20万元,就可以用这25万元买一辆东风大卡车,用这辆车去搞运输,才有可能摆脱贫困。但由于你负债20万,还要考虑十几年后这辆汽车会报废,要再买新的。这样十几年之内要归还20万元贷款,然后还要在原来的车报废后再买回一辆新车,假设汽车价格不变,你就得在这十几年内有45万元的积累。在这十几年中你还得节衣缩食,不能放开手脚去消费。十几年以后当你还清20万元的贷款,再买进一辆新车,淘汰掉没有多少安全系数的旧车。这辆新车才算是你自己的。然后你还不能放开手脚去消费,还要考虑率十几年以后这辆车报废后又要买新车并能有所发展。那么在接下来的这十几年中你就得攒50万元,由于不再还贷款,这十几年过去以后,你就可以用这50万买回两辆新车。这时你的日子有所好转,但还不能消费太多,还得攒钱。假如在第三个十几年中每辆车再挣回50万元,这两辆车就能攒够100万,买回四辆东风大卡车,那么在接下来的第四个十几年中你就有了四辆车同时挣钱。第四个十几年满了后,你就可以攒下200万元,到时淘汰掉那四辆旧车买回8辆新的东风大卡车。你就有了一个车队。这时你才能说自己已经脱贫或者说已经由穷变富了。这个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国家,任何家庭要由穷变富都不会是一步登天,一夜暴富的。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因为考虑要扩大生产规模,都必须节衣缩食,不能放开手脚去消费。否则要脱贫只能是一句空话。

       又比如某贫困户养了三只鸡,其中有两只是母鸡可以下蛋。如果你想脱贫,就不能把蛋都吃掉,甚至大部分都要攒下来用这些蛋去孵小鸡,这样经过鸡生蛋,蛋孵鸡的多次循环,最后你才会拥有上百只鸡的一个养鸡场,才会由穷变富。说毛时期农民消费低,没有享上福,那就等于要在买回前几辆东风大卡车时就放开消费,不考虑还贷款和这些汽车十几年以后报废掉再买新车和扩大运输规模的问题;就等于在只有几只、几十只鸡下蛋时就要把大部分或全部鸡蛋吃掉,不考虑增加养鸡数量办成一个养鸡场的问题。按这种想法根本就不可能由穷变富。中国能发展到今天,为了打好基础,为了长远发展而牺牲眼前利益节衣缩食的前辈功不可没,没有他们当年的牺牲和艰苦奋斗,哪儿有今天的好日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乘凉的反而怪当年栽树的太傻,为什么不去享福 ?如果说毛泽东时期的两代人通过艰苦奋斗留给后人8万个“汽车运输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经过40年发展,已经发展成800万个运输队;如果说毛泽东时期的两代人留给我们1万个养鸡场,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经过40年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00万个养鸡场。有人却骂毛泽东是蛇蝎心肠,不准当时的人民消费掉前几辆汽车运输所挣来的钱,骂毛泽东没有让当时的人民放开肚子吃掉开始那几十只鸡所下的蛋。这是什么思维?这是一锤子买卖,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未来发展的思维。这样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发展的所谓仁慈乃是妇人之仁、小人之仁,这样的惠民乃是施小惠而绝非施大惠。

        毛泽东1954年6月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选第5卷第130页)。这就是建国初的现状。起点很低,根本与美国、日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美国这时搞工业化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日本从民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也已有80多年历史了,中国1953年以苏联援建156个工业项目为起点才开始工业化奠基,至毛泽东逝世时,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他那个时候能搞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奇迹了。经济发展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后人总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往前走的,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原来的水平上原地踏步。要求毛时期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这可能吗?企图一夜暴富这是非常荒谬的想法。经济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岂能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想要多快就会有多快?太快反而违背规律会导致欲速而不达,大跃进就是因为想搞快一点才导致失误的。大跃进出现失误并不奇怪,中国1956年才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掌握,比如经济发展的速度掌握到什么程度才合适?用什么办法去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相互比例掌握到什么程度合适?国民经济计划怎么做?如何去实现?这些在当时还是一个新事物,此前谁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不管谁去领导,跌一跤是不可避免的。就和打仗一样,让一个新手去指挥,开始时总会打一些败仗,他从这些败仗中得到教训,积累了经验,仗才会越打越好,这是掌握规律必须付出的代价。你去开机床加工一个精密螺丝是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得分毫不差?一个画家开始时是不是就能画出一幅高水平的画?这都是不可能的嘛!不论什么事包括科学实验,要求从一开始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帆风顺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有失误,谁又敢说自己从出世以来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做过错事呢?不管什么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知错能改乃为圣贤。美国搞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还出现了次债危机,殃及世界经济。美国爆发次债危机的原因就是认为既然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那么鼓励贷款消费、超前消费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然可以,但要把握好度,如果超过银行的承受能力就会爆发债务危机。这和中国大跃进的失误从认识上说是完全一样的,大跃进就是以为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钢铁产量就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当然可以,但要把握好度,如果建设规模过大就会使农、轻、重等国民经济内部的各项比例严重失调,爆发经济危机。为什么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大家都不奇怪,也没有人去谴责,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上出现一次问题就是不可原谅的,就被一些人反复炒作利用这件事作为把柄来攻击毛泽东?事实上经过1958年的失误,毛汲取了教训,摸清了水有多深,掌握了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其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再也没有大的失误了。再过40年中国的发展比现在不知要发达、先进多少?难道因为那时比现在好就应否定我们现在的成绩吗?毛泽东如果不死,中国的经济难道会停止在1976年原地踏步不成?

        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都在围绕金钱转,大家都在忙于赚钱,政治意识早已淡漠了。一些人毫无政治和历史常识,竟然对竞争对手的话坚信不疑,把境外企图该垮中国的国家视为公道大王,言听计从,唯其马首是瞻,成了人家的跟屁虫和应声虫。一些年轻人被和平演变洗脑成一个世界主义者,头脑里毫无国家观念,不知爱国,吃中国饭砸中国锅,胳膊朝外拐,调炮朝里揍。中国取得一些进步不肯相信,怀疑讽刺,美国、日本取得一些科技成果就欢呼雀跃;对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在其下生活的亲身体验,就迷信得五体投地, 巴不得在中国立即实行资本主义,八十年代移民到美国的”北美崔哥“因为在博客中,揭了美国一些短,就遭到一些中国网民的围攻谩骂,以至于他在自己脱口秀中多次说:”世界上最热爱美国的人都在中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必欲彻底清除代之于全盘西化而后快;对中国历史上的先贤、英雄、领袖的污蔑和谩骂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孔子和儒家被指为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诸葛亮被研究成企图篡位的权臣,岳飞被骂为只知效忠皇帝的傻逼,孙中山被指包二奶,毛泽东被视为独裁者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张思德被污蔑为在炼制鸦片时窑洞崩塌而死亡,白求恩被考证为曾在去延安的路上嫖娼,狼牙山五壮士被编造成欺压群众的兵痞,邱少云被孙杰和加多宝公司调侃为“半面熟”和“烧烤摊”,黄继光堵枪眼被用简单物理学知识推定为不可能,雷锋被怀疑玩姐弟恋。凡历史上大德、大贤、大智之人无不被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甚者一些公司踩在脚下加以蹂躏。在这样的背景下,千方百计污蔑、诋毁、谩骂毛泽东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好得不得了,本不应被推翻。据他们说,毛泽东最大的污点就是领导人民推翻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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