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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艺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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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年军旅生活经历,职至连级。转业后回原籍当过公社(乡)一般干部,党委、行政文书,后调县级机关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职至副部长,后上调到某成人高校从事政治理论教学,退休前职称为教授。著有论著1本,参与编写大专教材2本,本科教材1本,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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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上的斗争和妥协(原创)  

2013-01-20 21:03: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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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而进行的。没有原则的政治家就意味着他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意味着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八面玲珑。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政治投机者,不会有稳定的支持者,因而在政治舞台上只能是匆匆过客昙花一现而不可能长盛不衰。

       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不同政见、政治主张之间的碰撞。在政治生活中这种斗争会经常发生,有时甚至很激烈。但政治斗争必须要有节制和妥协并且要善于妥协。不懂得妥协和不善于妥协的斗争就叫恶斗。恶斗的结果不但会两败俱伤,而且会导致政治动荡甚至政变,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政治上的妥协要有个底线,那就是在不放弃大的原则前提下的妥协。比如中日钓鱼岛争端,再怎么妥协让中国完全放弃主权那是不可能的,把主权模糊即承认存在争议已经是底线了。如果连这个底线都守不住,那就是完全放弃原则,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国人交代。

       当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宁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就是典型的恶斗。这种对反对党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铁腕手段,除了逼迫对手拿起枪反抗以求自保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斯大林把中国的这种状况称作“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则说:“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6页)?蒋介石1927年的“4.12政变”和对共产党的大屠杀,造成80%的共产党人被杀害,血风腥雨,白色恐怖笼罩。这一手不但不可能如他所愿将共产党人赶尽杀绝(革命者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杀不绝的,越杀往往会越多),反而导致两党势不两立,从此永远失去相互信任。尽管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压迫下两党暂时妥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仍旧是面合心不合,互相防范,磨擦不断。待到抗日战争结束,因为压根就互不信任,共产党也汲取了1927年被大屠杀和抗战以前10年被反复围剿的教训,所以尽管有重庆谈判也难免最终走上内战的老路。结果是屠杀者让被屠杀者打败、赶走。

       相比较,毛泽东倒是善于妥协的高手。1935年12月,他敏锐地根据日本侵华造成的国内形势,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首先统一了党内的认识。1937年“7.7事变”以后又不失时机地向国民党提出合作抗日的问题。在两党谈判中,他同意了蒋介石提出的把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把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方一带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要求。但对这两支部队的人事安排、将领任免却绝不放手。可以呈报国民政府任命,但人选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这样妥协的结果只是军队名称起了变化,名义上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改编,而实际上仍是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既不使本党利益受到大的损失,又达到了两党合作抗日的目的。

        反观蒋介石就差得就太远了。为争取苏联帮助中国抗日竟然同意外蒙独立!以下是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他同意外蒙独立时的一段话:“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由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1921)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置,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如此妥协,已经放弃了原则,使国家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两派根本不懂得妥协,也不善于妥协,就只能搞成武斗,毛泽东批评其为“全面内战”。最后两派走向联合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还是得益于毛泽东的威望和解放军、工宣队、贫宣队的介入帮助。

       台湾前几年蓝、绿两大阵营也是不善于妥协。动不动国会里开会抢发言,拳脚相向,有一次吕秀莲把鞋都脱下来仍到主席台上去了,闹得不可开交时还需要法警来拉架。日本、韩国政坛也常常出现类似情况。

        政治上妥协做得最好的国家要数美国。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斗争到最后往往都能达成某种妥协。美国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多次被称之为“伟大的妥协”。国会里也从未出现抢发言、打架之类的事。甚至连不同意见争论时的语言都比较文明,极少见到有互相辱骂的现象。

       政治斗争中的对立双方,在斗争到一定程度时能不能妥协、会不会妥协是衡量一个国家及其内部各个党派、各个领袖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标志。而这种成熟度又是与该国历史、文化及国民性格密切相关的,不是简单模仿或照搬就能做到的。在封建专制历史较长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政治上对立的两派、两党要真正懂得妥协、善于妥协还有待于民主意识、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成熟。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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